臺積電前研發老將，被半導體行業尊稱為“蔣爸”的蔣尚義在今年3月接受美國“電腦歷史博物館”（CHM）的口述歷史訪談全文釋出，這也是蔣尚義自去年年底離職中芯國際之后，首度詳談背后原因，在業界引發熱烈討論。

1997年，蔣尚義加入臺積電主管研發，牽頭了0．25um（微米）至16nm（納米）FinFET 等十個關鍵節點的研發，共同為臺積電打下雄厚的技術基礎。在蘋果一家獨大的智能機時代初期，臺積電逐步超越、替代三星，到現在幾乎壟斷蘋果芯片生產。2013年，臺積電的16nm工藝接近英特爾的14nm工藝，開始趕超英特爾，2017年臺積電的7nm工藝試產，英特爾的10nm工藝推遲，臺積電終于躋身并成為全球先進半導體工藝制程上的標桿甚至龍頭。

作為臺積電“技術六君子”之一，蔣尚義共同將半導體工藝技術推上新臺階，使臺積電發展為技術引領者。在CHM的口述歷史訪談中，蔣尚義回顧了早年的求學、求職經歷，與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共事過程中鮮為人知的故事，以及臺積電芯片代工業務超越英特爾，走上主導地位的重要節點和原因等。

以下為原文部分訪談內容，芯世相整理如下：

01

對物理的興趣讓他結緣半導體

蔣尚義1946年出生于中國重慶，1948年隨父親搬往中國臺灣，大學就讀于名校國立臺灣大學，修讀電機工程。1969年，蔣尚義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1974年，轉入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蔣：1948年，我跟隨母親去了中國臺灣。那時資源匱乏，意味著競爭激烈。從小學開始，每步入新的學府就會有升學考試。周遭的環境造就了這樣一種觀念——如果一開始沒有走上正規，那么日后將很難迎頭追上，父母也常叮囑要努力工作和學習。我的童年其實很無聊，上小學時，學校通常在下午2點下課，但緊接著還有我父母安排的私教，直到下午5點，晚上又是一場新的私教課。

主持人：那么，你是在什么時候決定來美國上大學的呢？這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還是后來才決定做的事情？

蔣：在我所處的時代，我很幸運能夠進入國立臺灣大學，這是臺灣最優秀的學府。幾乎每個電子工程專業學生都認為他們應該在美國接受更多的教育。1969年8月28日，我與18名學生一同乘坐包機來到美國。

主持人：然后你來到了普林斯頓大學，對嗎？你是如何選擇普林斯頓的？

蔣：那時，我們只是從一長串的名單中提出申請。最終我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并且獲得了獎學金。

主持人：你選擇的專業是電子工程專業嗎？你對半導體感興趣還是在臺灣學過什么？

蔣：我選擇半導體是因為大學有相關的系，系中有一些來臺灣待了一年的美國特聘教授。當我還是大四的時候，我們碰巧有兩位半導體領域的特聘教授，所以我上了一些半導體課程。在那時，我們可能的選擇是控制、電力、通信和半導體。所有這些領域，計算機才剛開始。我認為自己更感興趣的是物理學，所以我作出了選擇。

蔣：我選擇半導體。通信與信息理論，我認為更多的涉及到數學。我去了普林斯頓后，我發現普林斯頓大學非常非常有學術性。當時我認為他們在物理、數學和哲學方面是頂尖的。如果你是半導體專業，第一年他們會送你到物理系學習課程，第二年再回來。對于信息理論，他們送你去數學系學習。整個地方都讓你感覺非常學術化，如果我想成為一名學者，我想沒什么地方比這更好了——但是我不想成為學者。

主持人：所以你在那里呆了一年。聽起來你很快就決定這不是你長期呆著的地方，然后你又去了斯坦福大學。為何選擇斯坦福大學？

蔣：我申請了真正的工程學校：麻省理工學院、伯克利、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學院。我被伯克利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錄取了。幸運的是我被皮爾遜博士錄取了，那時他已經65歲了。他是貝爾實驗室的老前輩，和肖克利那些人一起工作。所以我去了斯坦福大學為他工作。斯坦福大學是一所工程院校，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它。

主持人：所以你一直致力于研究半導體。你的博士論文是關于什么的？

蔣：關于砷化鎵材料。在那時，它是前沿材料。其電子遷移率比當時任何材料都要高得多。但當我加入德州儀器時，便開始研究硅技術。

02

ITT、TI、HP Labs的職業生涯

擔任臺積電研發總裁之前，蔣尚義曾在ITT、TI（德州儀器）和HP Labs等工作，在TI，蔣尚義從太陽能電池轉向研究NMOS和CMOS，這段經歷讓他學到了許多半導體相關的技術和知識。在HP Labs，蔣尚義最終認識到半導體技術的應用和精進需要大規模的經濟體量來支撐。

主持人：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后你曾去了惠普，這是你第一次去HP Labs嗎？

蔣：當我從斯坦福大學畢業時，當時正值經濟衰退時期，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是一家叫ITT的公司，他們制造砷化鎵激光器，用于光纖通信的LED。那是1974年，他們有一個光纖通信項目需要光源，所以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研制這個光源，這與我的畢業論文直接適配。我們整個小組只有5，6人，后來，我在那里工作了大約一年半，在我看來這份工作太理想化了。首先，我認為我應該研究一個更廣泛的硅器件領域。而且，我認為第一份工作最好是待在一個可以拓寬視野的地方，而不僅僅是一個這么小的團隊。德州儀器似乎是一個好地方，所以我之后去了德州儀器。

主持人：所以你從ITT去了德州儀器公司。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蔣：確切來說是76年初到80年末，所以是四年半。在那個時候，張忠謀已經比我高了10個職級，所以我并不真的認識他。

主持人：你在德州儀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蔣：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制造硅太陽能電池。石油禁運是在73年發生的，所以美國政府開始研究啟動一個項目來推廣替代能源。他們設定了一個非常激進的目標，但一直沒有達到。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制造的太陽能電池在當時的效率只有10％到12％。如今，這一比例幾乎是20％。對于我們來說，成本并不重要。我們采用了頂級的硅和傳統的半導體工藝，還使用了與我們制造MOS電路相同的設備。不考慮成本，但我們在制造硅太陽能電池上所花費的能量，可能讓它在太陽底下工作20年都恢復不了。

主持人：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說過制造它的能量比它能產生的能量還要大。我想這已經改變了吧？

蔣：是的，現在情況變了。今天，由斯坦福大學教授創辦的一家名為SunPower的公司。他們通過將p－n結放在硅的背面，制造出了效率最高的太陽能電池。事實上，我是第一個這么做的人。

主持人：那么你在德州儀器工作期間一直都在研究太陽能電池嗎？

蔣：不，事實上只有兩年。然后我開始研究NMOS和CMOS。我為一個叫Al Tasch的人工作。他后來成為了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名教授。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那時，CMOS才剛剛開始，我們更像是在嘗試學習如何制造CMOS。當時有趣的是，你可以用一個工程師來開發一個完整的技術，我們可以實現5微米的CMOS技術。當我離開TI時，我想已經實現了1微米。

主持人：所以現在你已經有了砷化鎵，太陽能電池，NMOS和CMOS經驗。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你已經對半導體技術有了相當廣泛的理解。

蔣：在我所有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在不同的領域工作。通常，我們稱之為集成工程師。你很博識，但你并不精深，不像是那種在同一領域深耕了40年的人。

主持人：然后你搬回加州去了惠普，對嗎？

蔣：是的。部分原因是我的亞洲背景，我在加州感覺更舒服。尤其是在德克薩斯州，我認為即使你來自伊利諾斯州，你也是個局外人。我們只是為了能加入亞洲社區，更方便的去購物，去吃飯，于是我們搬回了加州。

主持人：這次你加入了HP Labs，是嗎？在惠普工作了15年？

蔣：17年。我們在同一個組織下進行了重組，當時惠普為了發展半導體成立了電路技術小組，而后把這個IC實驗室從HP Labs轉移到了半導體業務下，但工作地點未變，僅僅只是改了個名字。

主持人：你在惠普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蔣：在不同項目中開發CMOS相關的技術。我參與了CCD項目、CMOS項目和Bipolar項目。我被任命為項目經理去負責開發Bipolar技術，他們稱之為HP－25。我想到現在他們還在生產中使用HP－25技術。

蔣：惠普一度有很多晶圓廠。我在惠普的職業生涯，特別是在后期，他們開始意識到這沒有意義，所以他們開始整合所有的IC技術。后來我意識到惠普已經計劃逐步退出IC行業。所以我在惠普職業生涯的后期一直承受著整合的壓力。你的預算每年都會被削減，而且你不能再招聘新員工。后來，實驗室就關閉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開發0．5微米CMOS技術，但一直未完成，然后我們會說，“0．5微米技術太老了，讓我們開始研究0．35微米的吧。”所以我們總是想研究最先進的技術，但從沒有實現過。現在我回想起來，這是IC實驗室存在的問題。我們總是致力于前沿技術，但從不實現它，也從不轉讓任何技術來制造它。

主持人：在實驗室還探索了其他哪些技術？

蔣：CCD、CMOS和Bipolar工藝技術，主要是這三種用于不同的應用。惠普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我很喜歡惠普的文化，但如今回頭來看半導體，你必須得具備一定的規模，反之你不具備競爭力，無法生存。從事半導體行業，做任何事情都很昂貴，哪怕是最基礎的工作，因為設備真的太貴了。現在想要打造領先的晶圓廠，每個月至少需要3萬片晶圓產能才能有競爭力。

如果這個工廠的產能遠遠小于每月3萬片，你會發現你根本沒有競爭力。你的成本將會比你的競爭對手高得多。此外，如果你的公司規模很小，當你從應用材料公司和Lam Research公司購買設備時，你要付出更高的代價。這個差距可能是15％或更多，當三星或臺積電為相同的設備付費時，它們的成本可能比一個小晶圓廠低15％或20％。在所有這些事情中，規模經濟真正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考慮你的成本，你需要至少有大約20億美元的預算才能開發出最先進的技術。如果你有20億美元，你的營收需要是400億美元左右。在今天，只有臺積電、英特爾和三星能夠負擔得起開發更先進的技術，因為它們的營收都超過了400億美元。排名第四的企業不到100億美元，所以它負擔不起。

主持人：在我們轉向臺積電之前，有什么關于惠普的值得注意或重要的事情嗎？你已經提到了臺積電的一些成本和生產特點，從后來對你職業生涯的影響中，惠普是否還發生過其他重要的事情？

蔣：我想惠普后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半導體小組必須負責自己的損益，他們也開始做制造業務，以擴大他們的產能，但這還不夠。所以，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很努力地進入制造行業，但做得不太好。當時在惠普，我們做了一些基準測試，就像臺積電一樣。因為惠普是臺積電所瞄準的潛在客戶之一，所以，我們派了一些團隊去看看臺積電的工廠。他們實際上去計算了臺積電在這個工廠有多少步進，我們有多少，他們的能力是什么，我們的能力是什么。

我們與臺積電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距，大約是50％。所以在臺灣，你可以使用更少的設備，生產更多的晶圓。惠普雖然意識到所有問題，但還是太晚了。我很喜歡惠普的文化，在我們開始新項目前，每個人都有想法，所有想法都會得到支持，最后管理層統一大家的意見，并得到大家的支持。惠普的民主是它的強項，在我職業生涯后期，我也嘗試過這樣做。

03

加入臺積電 寫下濃墨重彩

1997年，51歲的蔣尚義加入臺積電，他的工作直接向張忠謀匯報。在中國臺灣工作的那段時間，因為家人不在臺灣，蔣尚義有了足夠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那時臺積電的技術在全球并沒有什么地位，他從“0．25微米項目”開始擔任負責人，后來到0．18微米工藝、0．13微米工藝，帶領團隊實現了零的突破，促使臺積電成為全球首家實現銅互連和“low k”生產的晶圓廠……十多年的時間里一路見證臺積電的高歌猛進。2013年底，蔣尚義從臺積電退休。在他看來，團隊24小時不間斷的工作，是成就臺積電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之后你去了臺積電？張忠謀來找你了嗎？

蔣：是的。我一點也不認識他。當時，張忠謀是董事長，還有總經理曾博士。我并不是很很了解他。我在一次會議上見過他幾次，僅此而已。一天下午，我下班回來，因為下午5點是臺灣的早上8點。所以我剛下班回家，接到了一個人的電話。有趣的是，我不知道是誰，他便開口說，“我們有研發副總裁。你是來和我們一起工作的。這是薪水，這是你的工作內容，這是一筆簽約獎金。”我不需要去面試。那是一份工作邀請。

主持人：這時候是1997年？

蔣：實際上，是1996年，我當時50歲。臺積電是87年建立的，當時成立已經10年了。所以我接到了這個電話，我說，“不，非常感謝，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去臺灣。”我考慮到臺積電還是一家非常小且不穩定的公司，我肩負貸款和孩子的學費，如果去了臺積電出現意外，我就很難再找一份工作。所以我第一時間是拒絕的，后來我們交流了大約半年才決定加入臺積電。在臺灣的那段時間，我也是只身一人。

主持人：所以當你加入臺積電時，臺積電并不是技術領域的領導者。當你離開臺積電時，世界都認為臺積電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代工龍頭。你做了些什么？

蔣：當我加入臺積電的時候，我們給IEDM（國際電子器件會議）寄了一份論文時，人們甚至都不看它。當我從臺積電開始時，研發部門只有120人，一個非常小的團隊，而且員工幾乎沒有什么經驗。我的頭銜是研發副總裁，實際上，我就像一個項目經理，詳細了解了如何設計晶體管的所有細節。

在加入臺積電3個半月的時間里我每天都在工作，那個時候他們在開發0．25微米的技術。在此期間，我是臺積電第四任研發副總裁，他們更換了三個項目經理。我們確定了五個需要解決的主要技術問題。老實說，我確實利用了一些我在惠普已經學到的知識來幫助解決一些技術問題。

主持人：你從0．25微米開始，到0．18微米，0．15微米再到0．13微米對吧？

蔣：130納米實際上是臺積電非常重要的節點，因為我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提供低鉀銅系統芯片（SoC）工藝技術。這是臺積電的一個轉折點。你還記得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 （Sematech）嗎？臺積電是成員之一。我在他們的董事會上代表了臺積電，而董事會成員如IBM、TI、Intel、摩托羅拉等都是我的客戶。

蔣：他們派去Sematech董事會的人恰好也是供應鏈的負責人。他們是我的主要客戶，但在董事會上，我們可以坐在一起，平等地討論問題。在那個平臺上，我們能夠更自由地交換一些信息。有次晚宴上，他們問我如何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時間里就培養出了一代人才。

我說，“當我們開發一個節點時，基本上你會有一些學習周期。那時，培養人才大約需要六個學習周期。”我研發技術比你要快得多，因為我的研發工程師是三班制工作，而你只有一班制工作。”所以，我每天工作24小時，比你快三倍，即使你比我聰明兩倍，我還是比你強。然后他們問我怎么能夠讓工程師上夜班？雖然我可以分享真正的原因，但在那時我打趣的選擇以臺灣服兵役輪崗放哨的理由回答他們。

主持人：那么，真正答案是什么呢？

蔣：我認為是文化。亞洲人更饑渴，因為我們的生活更艱難。所以，賺錢對我們來說更重要。人們愿意犧牲他們私人生活來獲得經濟上的保障，所以，我堅信這是臺積電成功的真正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美國如果工廠設備壞了，你需要等到第二天上班時間才會有人來修理。但在臺積電，哪怕是凌晨2點，只要我一通電話，設備工程師毫無怨言立馬趕來，他的家人也不會反對。

當公司想讓你做事時，就去做吧。其他都不重要，就這樣做吧。還有那種沒有人能打敗的精神，但臺積電已經不再有那種精神了。老一輩的員工有這樣的精神，而年輕的員工卻沒有。年輕人不再那么努力工作了。

04

在蔣尚義看來，

英特爾失敗的原因

1.技術、設備、配方從頭到尾做一遍（“copy exact”），導致成本過高

2.英特爾自身系統帶來的高風險性

主持人：同樣的，臺積電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現在是領導者。英特爾遇到了挫折，而且一直在掙扎，我懷疑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問題。一定有一些技術方向或設備選擇，或者英特爾做的任何事情都沒有成功，并推遲了很長一段時間，對吧？

蔣：在我自己看來，尤其是在研發方面，我們并沒有做任何特別的事情，任何偉大的事情，但我們沒有犯任何大錯誤。我認為當我們起步的時候，UMC是臺積電真正強大的競爭對手。這兩家公司就是這樣，相互競爭，非常激烈。在130納米及之后的節點，UMC犯了錯誤，我想英特爾也犯了一些錯誤，而不是臺積電真的做了什么偉大的事情。

英特爾有幾種不同的文化。英特爾決定他們什么都要做，“精確地復制”。這是他們研發和制造中最重要的原則。這對他們來說也很好，你所面臨的風險要低得多，哪怕去制造業，也不需要做改變，循規蹈矩。但一個問題是，一年后，新設備的效率更好。臺積電將會適應這一點，而英特爾則不會。因此，臺積電的成本將開始比英特爾更低。所以，臺積電試圖變得非常靈活，它適應了。

其中一個明顯的原因是英特爾的制度。他們可以以每片2萬美元的價格出售晶圓，因為他們的CPU芯片的價格非常高。而臺積電不能這么做，我們只能賣到4000美元，我們必須努力削減成本。我真的很尊重英特爾，我認為他們是最愿意承擔高風險的企業。對于每一代技術，他們都愿意冒險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在許多關鍵領域，例如high－K metal gate、strained engineering、FinFET等，它總是英特爾第一個使用，然后臺積電在下一代技術中使用。

所以每個節點英特爾的性能都比臺積電好。當我在臺積電的時候，我一直告訴員工，“我們已經落后于英特爾了。”我們一直落后于英特爾。臺積電雖然早于英特爾公布10nm技術，但首先，臺積電的10nm定義更像是英特爾的14nm，其性能落后于英特爾的10nm，這是絕對的事實。其次，英特爾一直有勇氣去創新。第三，不僅在設計上，臺積電在晶體管性能上也落后。英特爾唯一的產品是CPU，講究性能，但臺積電不需要這些，你不得不承認英特爾的性能更好。

我在臺積電最后幾年，我提出一個倡議——“先進晶體管領導者”，我們想在晶體管性能上趕上并擊敗英特爾。這個項目失敗了，我想除了臺積電的小組之外，沒有人知道這一點。所以，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我們沒有趕上英特爾。在我想法中，臺積電落后于英特爾，但現在臺積電已經可以提供5nm技術，而英特爾還停留在10nm，它確實犯了一些錯誤，我認為英特爾如今是有一點落后了。

但是如果你看媒體報道，臺積電早在3年前就已經聲稱他們領先于英特爾。但事實并非如此，首先臺積電與英特爾對于節點的定義是不同的，其次，英特爾的晶體管性能表現一直很優異。

05

用先進封裝技術

從三星手中搶下蘋果

2014年，蘋果發布A8芯片，臺積電已經接手代工蘋果大部分芯片，iPhone 7開始，臺積電幾乎壟斷了所有蘋果芯片的生產。蔣尚義認為，蘋果之所以將自身與臺積電緊緊綁定，與臺積電在先進封裝上的布局有重要關系。隨著摩爾定律接近極限，他們開始看到封裝在某些情況下會成為瓶頸，并嘗試攻克。從“硅中介層”的技術到第一代CoWoS技術，最后到InFO 的第二代技術面世，臺積電的先進封裝技術終于大賣，InFO 技術也獲得了蘋果的青睞。

主持人：在那段時間里，你們成為蘋果手機芯片唯一的代工商，你能告訴我關于臺積電和蘋果之間的關系嗎？它是如何發展的，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蔣：臺積電能獲得迅速獲得蘋果青睞是因為先進封裝技術。我在2006年第一次退休，張忠謀在2005年第一次退休，后來他決定在2009年回來做CEO，他把我也叫了回來。不久，我提出兩個倡議。一個是先進晶體管領導者。＂要追趕英特爾，我們一直落后于英特爾。而且從未接近過英特爾＂。他同意了，給了我一些資源。第二，開啟先進封裝。“你加入臺積電太晚了。＂ 張忠謀說，＂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討論了很多，我們是否應該做封裝。我們決定不做封裝，因為那是一個很小的技術，利潤率非常低。＂ 我告訴他，＂不，我的意思不是那種打線工藝的封裝。＂ 我說：＂我就叫它先進封裝。＂ 而現在，先進封裝被作為一個常用術語了，每個人都在談論它。我說：＂如果你看一下技術圖，在硅晶圓上，我們遵循摩爾定律，進步是如此之大。但如果你看一下PCB，金屬間距是110微米。近20年來一直如此，它可能在20年內從150微米變成110微米。

過去人們在封裝研發方面花費很少。而且，他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削減成本上。而由于硅晶圓的進步，整個行業都對此感到高興，在此之下，封裝就不重要了。現在我們開始看到，在某些情況下，封裝成為瓶頸。而隨著摩爾定律越來越接近其極限，我們需要解決這個瓶頸。例如，英偉達的一款GPU搭配8個DRAM，如果你觀察GPU和DRAM之間，它們相差太遠，因為金屬線寬非常大，如果靠得太近就無法將所有金屬線連在一起。

蔣：如果我在PCB或襯底上使用110微米的金屬間距，我可以很容易地在硅片上做到110納米。如果我用硅晶圓來代替PCB，我就可以把GPU和DRAM緊挨著。性能表現將非常像在同一片晶圓上。而且我做了一個模擬，幾乎惠及兩代技術。但實話說，這只是針對圖形芯片。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張忠謀馬上就答應了，第二天我就開始雇人。一年后，我讓余振華負責這個項目，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技術專家。所以，一年后，我們開發了這項技術。所以我只是簡單地告訴他，我想用硅晶圓來取代PCB。這就是所謂的硅中介層。

主持人：所以你要把芯片連接到硅基板之上。

蔣：對，使用焊錫凸塊，而不是引線鍵合，并將從CPU到DRAM的互連都放在硅上，我們甚至不需要使用非常先進的硅技術。我們使用的是三代以前的技術，效果非常好。有趣的是，當我們開發出這種技術時，便開始尋找客戶。我告訴英偉達這很好，但是他們從未使用。英偉達代工廠，外包的副總裁有一天告訴我，＂你不知道我們是如何與你合作的，我們與封裝公司合作，與OSAT（離岸裝配和測試）合作。＂ ＂我們可以讓OSAT做任何事情，但你們太不靈活了，你們要求30％的利潤。他們只要求5％的利潤。＂ ＂我不會與你們合作，除非你們把技術轉讓給OSAT，我再與他們合作。＂ 她說：＂有了OSAT，我可以告訴他們持有庫存，因為我有我的預算問題，我可以告訴他們何時持有，何時釋放。他們會聽我的。你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后來我開始意識到，任何客戶使用一個全新的技術都是高風險的。如果它不起作用怎么辦？整個公司都會失敗，他肯定會被解雇。

所以我們找不到客戶。后來我非常努力地想讓賽靈思公司使用它，而賽靈思公司使用它的方式與我的期望相差甚遠。我開發技術的方式是因為我認為可以解決性能瓶頸問題。賽靈思只是想把四個Die（晶粒）連成一個整體，這樣他們就可以把它作為下一代產品來賣，而且可以賣出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價格。所以他們利用這一點，只想把4個Die封裝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非常大的芯片。在我看來，我的創新沒有被用在好的方面。

主持人：回到英偉達，即使你能證明這種性能優勢，他們仍然不想使用它。

蔣：由于這兩個原因，他們不愿意使用它。

主持人：他們希望你的利潤率和他們現在的封裝合作伙伴一樣。

蔣：他們不愿意和我們合作。對他們來說，風險太大。賽靈思與臺積電合作開發CoWoS，指的是臺積電的硅中介層，那是第一代的先進封裝技術，他們每月訂購50片晶圓，讓我壓力很大。高通是我們最大的客戶，而我和他們的一個副總裁談了很多次，直到有一次，他在吃飯時非常隨意地告訴我，他說，如果你想把這個賣給我，我只愿意付每平方毫米1美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研發人員試圖推動一個產品的時候會犯這種錯誤。所以我回去告訴余振華說，＂請你去搞清楚CoWoS要花多少錢。＂ 每平方毫米7美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無法出售它。我接著說，讓我們開發一些成本為1美分的東西，你可以犧牲性能。我們的第二代產品叫InFO，符合這個標準，而且賣得很火。所以高通副總裁的那句話救了我的命，InFO也成了蘋果公司被臺積電迷住的原因。此前臺積電之所以不能得到蘋果的業務，因為三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封裝解決方案，即在CPU和AP上面用金屬線連接DRAM，而臺積電做不到。

06

三度退休，“一次錯誤”

蔣尚義2013年從臺積電二度退休后，于2016年擔任中芯國際獨立董事。由于蔣尚義臺積電研發老將的身份，且中芯是我國重點扶植的芯片大廠，也是臺積電的競爭對手，從蔣尚義加入中芯，到未滿一年離職退休，引發大眾高度關注，議論紛紛。回顧過去，蔣尚義表示，加入中芯是個錯誤。

主持人：你在2009年回到臺積電，一直待到2015年？

蔣：我一直待到2013年。我的老板要求我作為他的顧問繼續工作兩年，直到2015年。所以是兼職。

主持人：中芯國際的董事會的事，那是怎么發生的？

蔣：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在我的整個生活中，我是很被動的。當每個人都說你應該更努力，這樣你就可以去一個更好的初中，去一個更好的大學。在06年我退休了，張忠謀09年讓我回去，我回去了。在2016年年底，中芯國際的CEO剛好是我在臺積電的老同事，因為研發工作的滯后，他問我是否可以幫助他。我認為這很敏感，我想我不能幫助。但也許能以間接的方式幫助他，所以我們想出了成為中芯國際董事會成員的想法，董事會成員每季度只去一次，只是做一些一般性的討論。不幸的是，我從未試圖決定自己的道路，我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被驅動。

主持人：有人需要你，你就去做？

蔣：所以我去了中芯國際，在我做出承諾之前，我專門去告訴張忠謀，他說好的。但是當他們任命一個新的董事時，必須要召開一個特別的董事會會議，這個傳聞在宣布之前就已經泄露出去了，在臺灣成為一個大新聞。我沒有想到會這樣，但由于某些原因，張忠謀批準了，所以我的形象變得不好了。在那之前，我在臺灣的形象相當好，這真的對我的形象傷害很大，我沒料到會這樣。

主持人：所以你是董事會成員，然后實際上加入了中芯國際，領導研發工作。

蔣：這是個錯誤，這是我做過的愚蠢的事情之一。美國制裁發生在我加入后的三天，他們不能購買任何設備來研發十納米或以下的技術。我是在12月15日加入的，公告是在18日發布的。具體來說，他們不能研發七納米的技術。因為我是美國公民，這確實讓我很困擾，所以我覺得不舒服。也因為如此，讓我遇到了一些問題。他們不信任我，在他們看來我不僅是臺灣人，也是美國公民。

07

18英寸晶圓為何失敗？

在蔣尚義看來，發展18英寸晶圓看似提高了生產力，但實際是巨頭們把小玩家淘汰的一種手段。由于臺積電首要目標是研發先進技術，導致了18英寸晶圓項目的最終失敗。而中止18英寸晶圓項目，全力投入12英寸晶圓先進制程，也讓臺積電今天在先進制程競賽中領先。

蔣：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我們現在生產的12英寸晶圓本應達到18英寸，而該項目在2013年非常熱門。英特爾推動了這一點。我認為6英寸是由IBM驅動的，8英寸和12英寸是由英特爾驅動的。英特爾想再次驅動18英寸。人們說，要制造表面更大的晶圓，是因為生產力。這不完全是真的。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場游戲，是一個大人物利用小人物的游戲。因為如果你想使用18英寸，所有的設備供應商都要匹配18英寸，他們從此不會在12英寸上開發最先進的技術。因此，對于不需要18英寸的小選手，他們將自動退出比賽。第二，小選手不需要也負擔不起這么大的晶圓，所以大人物會把小人物擠出來。這是去大型晶圓廠的首要原因。實際上，英特爾非常努力地讓臺積電和三星聯手，他們已經開始花費數十億美元準備18英寸晶圓。同樣，臺積電開始變得非常激進。三星一直保持沉默。現在他們中有兩個人開始說話了。突然間，18英寸晶圓變得非常熱門。

蔣：2013年的某一天，我去了張忠謀的辦公室，我告訴他，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推廣18英寸晶圓。過去，我們的競爭對手是UMC、中芯國際，這些公司比我們小得多。我們推廣18英寸，是想利用它們。但現在我們只有英特爾和三星這兩個競爭對手，他們都比我們大，所以這對我們毫無幫助，實際上會傷害我們。舉個例子，英特爾可能有8000名研發工程師，我們有6000名研發工程師，他們的研發預算還比我們多得多，我們對他們來說是8比6，如果我們從18英寸開始，可能需要3000名工程師。那我們剩下的研發工作是什么？3000人。他們還有5000人。如果想用5000人競爭3000人，我們的壓力要大得多。更何況英特爾和三星的收入遠遠高于我們。

張忠謀馬上明白了，他非常感激，他說，“我們能做什么？”我找到應用材料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邁克·斯普林特，因為我剛剛和邁克談過。我帶他去了張忠謀的辦公室，當然，邁克反對這一點，反對英特爾，反對所有關于這一點的負面言論，因為沒有一家設備公司愿意這樣做，然后他派我和我們的采購副總裁去拜訪KLA、LAM、TEL，他們拒絕見我，他們都反對18英寸。張忠謀開始意識到這樣做是不對的，最后他決定，臺積電的首要任務是先進制程的開發，而不是18英寸晶圓。ASML安排了2013年在舊金山舉行的Semico West會議，第二天，英特爾宣布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先進技術的開發，這就是18英寸晶圓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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