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已廣泛融入生產、流通與服務各環節，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數據基礎制度建設奠定了數據產業發展的基礎，也成為國家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提出了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和數據產品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制度。數據資源持有權涉及對原始數據的收集與整合，數據加工使用權則針對數據集合的處理與利用，數據產品經營權則側重數據產品的商業應用。原始數據，指合法獲取的未經加工的基礎數據，包括個人信息、商業信息等，是數據產業鏈中最基礎的權利客體，也是后續數據加工和產品化的基礎。在此背景下，梳理數據資源持有權的演進路徑顯得尤為關鍵?！睹穹倓t》第127條首次明確了數據的財產屬性。最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新增了對“電子侵入”等不正當行為的限制，確認了通過爬取等數據收集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的不正當性。《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了“知情同意”原則，要求收集個人信息相關的數據需要數據來源者知情并同意?！稊祿踩ā穭t從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規定數據處理活動必須依法進行，確保不損害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隨著數據產業的迅速發展，數據壟斷問題逐漸顯現，嚴重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為此，2022年《反壟斷法》修訂草案新增了數據條款，旨在限制數據資源持有者濫用市場地位，維護公共利益?！皵祿畻l”通過“三權分置”制度，明確了數據資源持有權的邊界，推動產業的健康發展?；谶@一法律框架，學界對數據確權的必要性及不同規制模式進行了深入探討。數據保護理念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其理論基礎涵蓋了多個角度。從法經濟學角度而言，科斯定理強調明確的產權能夠減少外部性干擾，促進數據流通和資源有效配置，進而推動數據產業的發展［1］。洛克的勞動財產理論則認為，對數據處理者投入智力勞動生成的衍生數據產品予以財產權保護具有正當性。關于規制數據的模式，學術界存在兩種主要觀點：賦權模式和行為規制模式。賦權模式參考物權或者知識產權，主張通過建立數據財產權［2］、數據用益物權［3］、數據知識產權［4］或數據鄰接權［5-7］等權利框架來明確數據的法律地位。賦權模式面臨諸如權利客體的非排他性、權利主體的多元化等困境，難以全面覆蓋數據權利的復雜性［8］。而行為規制模式通過約束他人行為，為數據資源持有者間接創造利益空間，彌補了數據賦權模式在權利客體、權利主體及權利內容等方面的不足。其主要手段包括合同約定和競爭行為約束。有學者指出，計算機信息的出售或通過互聯網提供服務，根據不同情境可以構成買賣合同、承攬合同或租賃合同［9］。如果數據處理行為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損害則可以考慮使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性條款予以規制［10］，或者根據具體的損害情況，分析不同的損害情形，從商業秘密條款、兜底條款和一般條款規制這三種路徑予以規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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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王策

（青海民族大學法學院,青海西寧810000)